2014年，器空间工作室集结了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完成的四个项目，图文并茂的方式分析了项目创作的思想与实际工程解决中的问题与策略。项目主持建筑师曹晓昕，结合项目的创作思考，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析。并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院总建筑师崔愷为全书作序。 

晓昕的几何

崔愷

方形、圆形、菱形、矩形的组合体，拼接、错动、堆叠、扭转，一组几何的构成游戏是曹晓昕过去几年在草原城市巴彦淖尔系列作品的明显特征。反映出设计者对这片曾经动荡和漂游的土地一种铭刻般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在当下粗放快速的城乡建设中一种职业的追求和坚守。他像是重新发现了无序和松散的草原下面那似乎原本存在的大地坐标，试图努力在新城中建立一种空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独善其身的，有着严格的内在逻辑，与随心所欲的杂乱背景毫不相干。而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拒绝落入用以往的定式去表达建筑类型的陷阱。比如用体块的集合叠错让本应威严稳重的政府呈现出动态的平衡；比如用圆筒的组合体让本

应强调效率的市民服务中心绕起了圈子；比如在学校通用的空间范式中强调了变异性和趣味性；比如以蒙德里安构图把网络中心和教育局等单位编排成相互依存的多重合院，而打破了各家自成一体的宿愿……当然从这系列的几何体中也能看出他对建筑语汇经典化的讲究和对设计及施工质量的苛求，从而显露出一种泰然的决心和近乎自恋的内心诉求。这实在是当下我们太多的应景作品中所缺乏的。

近几年，晓昕在建筑创作之余亦涉猎相关文化和设计领域，从家具和皮具设计到网络电视节目录制，以及建筑评论、展览和写作等。这也有点儿像一个几何体，从一点出发引出不同方向的直线，线与线之间又相互反复连接，形成多面体，随着发展可能会达到某种平衡的、相互支撑的几何状态，而这种状态对建筑及相关创意文化的融合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建筑师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这也许才是晓昕所追求的几何吧！

成书的动机：时代是每个建筑师面对的试卷

曹晓昕

如果把这20年称作一个时代，那么“发展”一直是中国这个时代的“硬”前提：中国所有的城市经营者面对横向的区域角力和纵向的政绩评估两线作战，把“快”演绎成了“排除万难”的“硬”策略，以致完全没有准备好，尤其是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无论经济结构上的支撑，还是社会资源上的调整。而准备最不足的，也是最让人忽略的，还有文化层面上的自我缺失，缺少

对于我们文化的自识和自省，让努力和辛勤失去方向。这个时代里，这些城市中，新建筑就像刚从地上拔起的萝卜，因为食客已急得拍桌子催菜了，以致餐馆老板认为快的速度比好的味道更重要，所以就常会让厨师省去洗泥的工序或是马马虎虎涮一下。于是建筑师在这种状态下，面对粘着泥的萝卜和快比好更重要的老板，忽然觉得所有之前所学的所有菜谱，都有纸上谈兵之嫌。

我们就是这样的厨子，前有催菜上桌的食客，后有不干不净的萝卜，精工细作的菜谱用不上了，你必须想个新策略试着做，建筑师作为理想主义者发酵着也许并不是实际的幻想：是不是还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美味，这美味源自那没有洗掉的泥土。

穿越历史，阅读西方城市理论，发现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历经大半个世纪而未现光辉，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只是新城市破坏旧田园的另一种解说。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出现质量问题时，中国似乎找到了重量不重质的理由。而中国快速城市化往往只是作为公共政策推动，而非技术逻辑引导，于是这样的缺乏基础技术逻辑的城市里的建筑学的技术问题就显得非常弱势和不适时宜。本书所呈现的四个建筑所在的城市——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市，恰是中国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的代表，其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就像一张满布试题的试卷，而我和我的团队只是选取了难度各异的四道小题，试着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题目、分析题目，用独立的立场思考并给出答案。应当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城市问题很多，甚至并不是城市本身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系统上的矛盾所致。所以建筑师往往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束手无策，就会因建筑的手段无法应对而悲观。而在我和我的团队看来，理清城市和建筑在“道”和“器”两层面的问题尤为重要，在“器”的层面主动地规避与柔化矛盾，虽然不能改变“道”的方向与作用，但总是对城市的生活做出积极的响应，哪怕是对一个普通人行为上的改善，而这一点关系到建筑能否“轻装上阵”，关系到建筑师能否摆脱“自卑自恋”。书中的四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设计到最后一个项目于2013年竣工历经5年，曾经的困惑、努力甚至愤怒都浸透于建筑的每一个缝隙里。时代出了命题，现在可以交卷了，交卷自然是本书的编撰的动机，但目的绝非自感答案出色，表功彰绩，而是试图回放遭遇的问题和此间的思考过程，从结果反馈设计的疏漏，抑或作为这四个房子的解读为今后的实践留下些许再思考的线索。汉武帝刘彻一生建立了为后世难以企及的文治武功，在历史和地域纵横的两个坐标上，使我们这个民族、这种语言、这方文化有了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识——“汉”，其中衡量其功业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从彪悍的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朔方地区，这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地区，巴盟的首府所在地端坐于黄河的北岸，名字也很直白响亮，叫临河。我们设计的四个项目就在临河市的新建设区广袤平坦的大地上。与瞩目的文字上的历史相比,老的城区在视觉上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遗留，游牧文化的历史流动性加之战乱频发与政权更迭，使得该地区历史遗存和文化古迹反而成了中国最少的地区。其城市面貌几乎和中国所有的二、三线城市一样，表面上混杂而多样却难以掩盖建筑特色的匮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步的拮据和那个时代建筑师对于现代建筑的幼稚理解让这个城市低质和破败，所幸可能由于经济的原因让它躲过了欧陆经典对于城市的蹂躏（中国很多大中城市没有幸免），而对于它的阅读者来说多样性的混乱并没有将这座城市的各色生活表达出来，相反留给阅读者的记忆是填满甚至是溢出的苍白。

这四个项目设计之始，新建设区的土地上已开始了老城区的复制之路，所不同的只是尺度上的变化，即路变宽了，楼变高了，混凝土、钢材等物质在短期内疯狂地堆加，其数量甚至在几年中超过该地区之前几千年的总和。规划和设计的决策者们对于新区域中可能不同于老城区的新的生活方式与品质往往视而不见。由于以往的生活经历，平房、矮楼与贫困生活很容易建立起图像链接的原因，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将高楼大厦林立的想象判断成幸福未来的图景。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在设计时所处该地区甚至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真实地文化背景，如此现实的土壤文脉，面对曾经的历史积厚和现实的苍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展了四个项目的设计，看似各说各话，但却共同回答了这个时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命题。